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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鐵站，總是不缺故事的地方。而這一次，“農民工蹲等兩小時，隻為不耽誤年輕人上班”的情節，更是觸動瞭公眾的敏感心緒。一點點的感動，一點點的感傷，再加上一點點借題發揮的“抒情”，所有這一切，構成瞭公共輿論關於此事的喧囂回響。就如同之前許多次一樣，一個原本顯得有些怪異的場景，迅速成為瞭人們所熱捧和賦義的對象。在眾人不約而同營造出的感性浪潮中，一切似乎都變得無比簡單瞭。
其實在此之前，農民工群體已多次被與地鐵聯系起來，並且每每都是“怕弄臟地鐵座不敢坐”之類的新聞。這些故事的共同特點是，農民工往往被描述成是忍讓、妥協以及令人悲憫的一方。而與此相隨的，則是那些爛俗的套路式煽情，比如說“身份的低微與道德的高尚”“催人淚下的高素質”雲雲。然而要厘清的是，這些下意識的、神經反射般的情感表達，並不該成為我們理解類似事件的唯一維度。
“為瞭讓年輕人先走”，這當然可以看成是基於道德自覺的主動禮讓，但又何嘗不可以看作是生活經驗所“規訓”出來的被動適應呢？有證據表明，進城務工人員在某些場合下所展現出的“過度忍讓”，很可能隻是源於一種“自我保護”的心理機制。他們在工作期間的城市生活中，並沒有得到足夠友好的對待，長期受人白眼、動輒得咎的結果，就是變得越發謹小慎微、不斷地自我退讓。
相較於那種莫名其妙的感動，更有意義的，或許是去追問為什麼農民工總是不能從容、有效率並且合乎邏輯地使用地鐵等城市公共服務設施。同是“付費坐地鐵”，就該心安理得地享有平等的服務。在南京的地鐵站裡，這群農民工等瞭兩個小時，才坐著地鐵去趕大巴。這在一個側面表明，他們對於如何精準分配時間、如何恰當利用地鐵並不熟悉。而這，恰是農民工與城市疏離感的客觀體現。
在很多時候，城市並沒有給予農民工足夠的溫暖，於是乎就產生瞭種種心理的隔閡和行為的異變。無論在城市工作多久，農民工始終無法和市民一樣坦然地享受城市的便利。因為“距離感”而疏遠、而隔閡、而謙讓，這原本是有點悲傷的故事，隻不過在不知不覺間，總有太多人一廂情願地將之美好化瞭。（然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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